決定未來的十種人-說故事的人（Storyteller）

說故事的七個理由：

1. 說故事可以建立可信度。
1. 親身實地研究的故事（來自最近觀察到的第一手故事。
2. 熱忱和新鮮的觀察值得尊重。
2.  說故事可以紓解強烈的情感。
1. 感人肺腑的故事可以激起情緒反應。
3. 故事“允許”去探討矛盾或令人不悅的議題。
1.  故事可以越過我們最初疑慮的防衛心理，敞開胸懷，討論該議題。
4.  說故事可以主導小組的想法。
1. 動人的故事可以作為促成小組共識的語言。
5. 說故事會創造英雄。
1. 故事建立在真實人物的故事上。
6.  說故事可以提供你變革的詞彙。
1. 最好的故事裡，都擁有豐富的詞彙，而這些詞彙可以強化觀念，加速創新之傳播。
7.  好故事能在混亂中形成規則。
1. 好故事能破除資訊迅速膨脹，而無從選擇的困境。
2. 說故事是開始建立關係的方法（不論是生活上還是工作上）

好故事的特點包括：

•  有基礎的（歷史、神話）
• 有數千年的歷史做後盾
• 神話是永垂不朽的

•  感性的 
• 用感人的情節說故事
• 故事會形成情感連接

•  真實的（或有真實的基礎）
• 把多年的心血結晶整理成故事大全
• 把真實的人打造成英雄

•  提供幻想空間（想像空間）
• 創新的故事捉住我們的幻想
• 把真實的人打造成英雄

• 有啟發性的
• 能啟發其他的說故事人，願意繼續傳播
• 把故事昇華以拉高現實層次，並從中得出啟發性的結論

• 趣味化的
• 能把簡單的構想、素材轉化成有趣的故事

•  新穎、新鮮的
• 適當的故事配合適當的情景
• 好故事沒有既定，沒有規定，而且每一次都是新鮮的人、事、物。 

要說好的故事，除了故事有以上特點，必須知道以下方法：

• 運用各種媒體
• 說故事之前，知道自己所要達成的明確效果
• 懷抱理想，謹守真實性的核心
• 故事可以從日常生活的小英雄發掘
• 故事的靈感來自開放地聆聽他人而來的
• 以夢想找出新方法來說故事
• 不必排斥使用資訊式廣告（Informecial）

參考文獻：
Kelly, T. & Littman, J.（2008）。決定未來的10種人 : 10種創新,10個未來（林茂昌譯）。臺北：大塊文化。

遇見兩位老師-王致忠與黃秋榮（下）

聽過王致忠老師的分享，不到一個星期內，教育學院有又邀請了黃秋容老師到來。這兩位老師所教的學生，都是大眾眼中的放牛班。黃老師所教的班級，是私立高職的學生（怎麼有點像是同一批學生，即從國中上到高職）。由於他在實習期間必須寫日記，另外他也持續通過電郵與指導教授保持聯繫，所以這段時間內所寫的日記與電郵，便成他接下來所出的書《菜鳥鮮師黑玫瑰》的主要內容。

他用心了整理了教書及帶班心得，並通過投影片一一向在場的未來老師與所有聽眾分享。我從他的演講當中，聽到幾個對我來說十分有感覺的3個要點。第一，他說帶班和教育都是因地制宜的，絕對不是一套方法走天下。所以，他採用各種普通老師眼中的“另類”方法來帶班。

第二，他相信每個槍聲背後，一定有個（教育）故事。所以，他選擇聆聽學生的故事，給予學生更新的機會，為學生撕標籤，成為學生暖暖包，最後再加上等待。 


最後，他總結說，其實教育其實就是一種感染，只要通過感染，教育才能真正發生。

以下是我錄下他所分享的一些經驗。

 以下是黃老師所寫的書《菜鳥鮮師黑玫瑰》

遇見兩位老師-王致忠老師與黃秋榮（上）

上個星期，教育學院邀請了兩個中學老師來演講，一位是國中（初中）老師-王政忠，一位是高中老師-黃秋容。兩位老師都是通過出書，來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這讓我想起，我是不是該好好整理自己過去六年的點滴，可以作為過去6年的一個總結，也可以讓我在計劃未來時有個基礎。

王致忠老師的演講，再次提醒一句老掉牙的話（卻時常被一些老師忘記），即“教育就是給孩子希望”。而他所注重的希望，就是對未來前景的希望與夢想。他在全台灣最窮的鄉鎮（正確說法是全台灣稅收最少的鄉鎮），學生對未來沒有什麼期望，國中畢業後，只有一條路可以選-當地的私立高職。而他所做的，就是讓學生知道，他們其實還有其它選擇，並協助他們創造有選擇的條件（基本能力）

另外，我個人相當喜歡他所說的兩句話。第一句是有關數字的。1乘1乘1乘1......乘上1000次，還是1。可是，1.1乘1.1乘1.1......乘上10次，就會變成2.59374246。這兩個，分別代表你如果每天所做的事，保持不變，沒有進步，也沒有突破，那過了若干年，你還是你，1還是1。可是，如果你堅持每一天比昨天多做0.1，那累計（乘積）的效果絕對是超過1，而且是在一段不長的時間後，就可以看到的。所以，0.1代表“丁點”的力量，“丁點”力量只要堅持、持續，就一定會有效果。即使是1.01乘1.01.，也只需要乘上70次，就可以超過2了。

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2.59374246
（差別只是每個1增加0.1而已）

第二句，是他在推行新活動時，所用來帶動老師的方法，即讓學生的動力來作為老師動起來的動機。他讓學生想學習（實際上是背英文單字或文章等）的動機，來帶動老師。這樣的方法，比起規定老師必須要做，來得有效與人性化。前者代表一種老師的內在動機，後者代表一種外在動機，而內在動機的成效與持續性往往都比外在動機來得高。

順便推薦一下王致忠所寫的書--《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我在研究所的四個月心得總結——從研究到研究方法

            在撰寫這篇心得報告前，我已經打算為自己在第一學期內所經歷的學習、衝擊與反思的結果做個總結。而這份心得報告，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好好的完成（或者說是一股催促的力量，讓我能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以免腦海裡的印象和感受因為時間長久的關係而模糊）。平時的我，在遇到任何撼動心靈的問題時，總是會第一時間使用一本隨身攜帶的步子，將有關問題記錄下。這些問題，通常都在我上課或學習的時候，由於情境使然（上課的內容激發有關的想法或問題）或沒有預料到的時候，突然出現在我腦子裡。我不想錯失任何聽課的時間，所以先把有關想法或問題記錄在那本簿子。等到晚上回到宿舍時，我把有關想法或問題拿出來想。最後，再把這些想法寫在便利貼上，利用強力磁鐵固定在書桌前的牆壁上。有些時候（尤其是期末），當課業和作業負擔太重，需要盡量爭取時間來完成預習或作業時，我會選擇將簿子上的問題，留待星期六或星期日早上，利用跑步及洗澡後清新的感覺，才來一一回看這些問題。當然，後者的這種做法雖然較能清澈地想出一個所以然來，但缺點是可能遺忘了當下的感覺，甚至是我想記錄的原因。無論如何，我就是利用這樣的學習、衝擊與反思的方法，來度過研究生生涯的第一個學期。

            總結了一個學期“突發奇想”（或一閃而逝）的想法，我發現可以將有關想法總結成三個重點來陳述。第一點是對於研究的想法。首先，我有必要說明我在還沒有踏入研究所之前的狀況，以便為之後的狀況提供一個對照或參考。在進入研究所之前，我沒有經歷大多數台灣同學所經歷的體驗，包括準備研究所入學考試或準備甄試。也因為這個原因，在我想像中，研究所是用“申請”來的，不是用“考試”考來的（對外籍生來說，要申請研究所，只需符合各系所的基本申請條件及繳交所要求的文件，接下來就剩等待申請結果而已）。這是為什麼我沒有“考”研究所的經歷。因此，在我入學之前，研究所就像是一個充滿着許多新奇特別東西的學術場域，等待我來發掘。我個人認為，我絲毫沒有那種感覺，即“為了進入研究所，我需要排除萬難，踩著100位同學的身體而進來的”。不過，除了那股新鮮的感覺，這種經歷也帶來一種“不熟悉感”。所謂的“不熟悉感”，包括了後來我發現在課堂中對於研究方法的詞彙的不熟悉和對台灣本土教育學術場域的不熟悉。而這些往往都是台灣同學所見慣不慣的東西了。

            經過了一個學期的接觸與互動（包括課堂上和老師、同學，下課後和同學閒聊，回到宿舍後和室友睡前談天，以及與學校行政人員的對話），我對研究開始有了不一樣的認識，也有了一些問題。在此之前，我先說明一下我在本學期所修習的課，因為我認為我最多的想法是在課堂中的互動中產生的。除了感謝這些課上的老師與同學之外，我想大概還可以從所修的課的共同點中，看出我的興趣與認知。本學期我一共修了5門課（15個學分），包括教育基礎理論與方法、教育研究法、質性教育研究、課程學研究以及人格心理學（這門課是屬於下修學士班的課）

            對於“研究”，大概可以和一些詞彙形成同義詞，如“探究”、“探討”、“深入理解”等，也包括“研究”的定義如“利用嚴謹和科學的方法對某一課題進行探討，以對它有更深入的理解”。除了這些理解之外，對於“研究”的定義，我心中出現的疑惑或想法是：研究好像是為了盡量了解真相，可是有些人（包括我）感覺上，越深入研究，越了解自身的不足。感覺上，前者和後者的說法有點弔詭。如果研究能讓我們趨近真相（只能趨近，而不得知道完整真相），那為什麼在研究過程中，研究者都會有種“學問的浩瀚”的感覺，從而讓人們感覺自身的渺小和不足，並發現其實自己還有很多東西不懂，甚至自覺即便窮盡一生的時間和精神也無法習得全部學問。研究就好像一頭栽入一條長河的一端，在漂流的過程中，根本無法得知這條到底有多長，到底流向哪裡。也許在研究的過程中，時常伴隨着研究者的，不是成就感，而是失落感與無成就感。假若真的如此，那研究的目的到底為何？

            對於研究的目的，我自己曾經嘗試回答過。我曾經認為研究的目的或意義在於讓社會的實踐者可以依據嚴謹和科學的研究的結果來進行社會改善（或社會改造）的任務，讓社會變得更好。我會這麼認為，是因為社會上出現少數具有權力的實踐者，錯誤使用經驗，或使用錯誤經驗來幫社會上大多數做決定，最後再讓社會上的大多數來為這個錯誤負責。因此，我認為那些實踐者能夠依據以上的研究結果來做決定，那社會上就不會出現那麼多的錯誤了。換句話說，研究者所做的研究就是為了幫實踐者做重要決定（當然，有時，研究者也可以同時是實踐者，如行動研究者）。

            另一方面，我也曾經認為，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研究結果，而是為了研究過程中的那種失落感和無成就感。我認為，這些感覺，會促使研究者時常保持謙虛及終身學習的精神，也提醒自己時常抱有研究中必須持有的“真”的精神。

            現在來看，我會覺得，研究的意義，在研究結果的應用，也在研究過程的精神。

            接著，我想談談研究方法中的兩種取向——質性方法（Qualitative）與量化方法（Quantitative）。在我還沒有進入研究所之前，對於質性和量化的感念比較抽象，大概是認為質性方法重質不重量，而量化方法重量不重質。這種想法，主要來自我和我的教學經驗。在我的教學經驗中，我從來不認為分數（量）可以代表一個人的全部。這種簡單的想法，促使我在第一學期就很有興趣了解到底什麼是質性研究。可是，在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後，我對量化的負面印象，開始有所轉變。雖然我不太相信量化可以描寫一項現象，可是在我們生活中到處都是充滿著量化的選擇，如氣象預測，商場販賣的衣服款式與顏色等等。

        這時，我開始對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區別做比較。我認為，質性方法可以反映個案在當時的情況，是否能推論至更大的範圍則有待商權。量化方法則是可以凸顯整體在當時的情況，可是忽略了細微部分（或人性化的部分，尤其是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那，兩者是否可以互補？兩者如何互補？應該如何互補才會發揮兩者的長處？也許量化研究為巨觀理論提供數據的支持，而質性研究則是彌補或修飾理論不盡完美的部分？我還在想。。。

            除了關於研究和研究方法，我還對一些關於學術研究的問題十分感興趣。舉個例子，由於研究資源（期刊和論文等）的版權問題，研究這種東西好像只能在象牙塔裡進行（因為大學可以用經費購買大部分期刊的版權）。這樣的話，學術領域是否也掌握着一種權力，一種可以區別出高低的權力。如果我離開了大學，而我又希望在生活中繼續保持這種研究的習慣，那我應該如何取得資源？或許類似維基百科網站就是一種回應這種需求的聲音和行動（當然學術界對於維基百科也似乎沒有善意）。到底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鼓勵公民時常維持研究的態度和習慣，讓自己對平時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有一定的信心。知識是否可以完全分享，而不是售賣？

            我期待自己利用研究所的時間，甚至是研究所之後的時間，好好思考，希望有朝一日能一窺問題的答案（還是只能一窺，而無法一覽全貌）。

從尋求認同說起——《Music Within》（中譯聽不見的音符）

“人生活在『意義』的領域當中，我們在生活中經驗到的，不僅是單純的環境，而是環境對人的重要性......如果有哪一個人想脫離意義的範疇，而使自己生活與單純的環境之中，那麼他一定很不幸——因為他將自己隔絕於他人，他的舉動對他自己或別人都絲毫不起作用，不具任何意義”——Alfred Adler《超越自卑》

“人生活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從大學時就開始想。我一直認為我那多元化的大學生涯，告訴了我應該走的方向。我循著那個方向走了6年。我真的以為我已經找到了真正的方向，而將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以為我的終身職業（或志業）就是教育，我在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馬來西亞華教事業中，努力發揮我那一點點的力量。在這6年當中，我的內心很踏實，心裡有一股對教育的理想，也在和同學的互動中找到滿足感。我以為，我因此找到了意義。

可是在第5年，我發現我面對了瓶頸。我對教育的理想，和我在實際工作中所做的，不斷出現矛盾。這些矛盾，促使我決定停下腳步，放下工作，遠赴異鄉。這幾個月來，雖然課業很忙，總有讀不完的書想讀，但是這段日子的確給我了一段沉澱的空間和時間。

在這段讀書、沉澱、反思的過程中，我發現，意義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教育而已，還包括我身邊的人。在這之前，我認為我生命的意義建立在教育，甚至自我認定命犯天煞孤星，進而將時間和動力都放在工作上。然而，在這幾個月，我才發現事實不是如此，因為我曾經因為工作上的挫折而低落，而如今也為了身邊的人而低落。我很疑惑，我到底是怎麼了？ 如此下去，我豈不是太矛盾了？

 直到我看了這部電影《Music Within》，才有了一些開釋。我先介紹這部電影，這是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獲獎無數的勵志電影，主要描述理查佩蒙特爾(朗李文斯頓 飾)的身上發生的事。他自越南打戰回來後，失去了聽力，成了傷殘人士。但是他努不懈回到學校，在機緣恰合的情況下，完成學業找回自信，為傷殘人士奔走發聲。

 人看電影，總是在電影中看到自己。我對主角在面對人際關係的挫折那一段，十分有感觸。當時的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講師，協助無數政府和私人機構提供工作機會於傷殘人士。但，他卻在面對長期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的死亡時，差點選擇輕生。他說”All the shit I dealt with, and the thing that gets me is i can't get some mentally ill woman I barely know she ever love me"（我吃過這麼多苦，最後居然因為無法讓精神病患喜歡我而受不了）

所以，我想意義其實不是建立在任何實質的東西上，而是尋求認同。尋求認同，包括從工作上或他人身上尋求認同。其實，工作狂也是從他人身上尋求認同，因為他的工作為某些人帶來改變，間接地他獲得了那些人的認同。對於認同（identity），不少心理學家都曾經對此做出深刻的描述，如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阿爾伯特（Gordon Allport）、馬斯洛（Abraham Maslow）、羅傑斯（Carl Rogers）。如今，我深深感受到“認同”對一個人的影響和其重要性。

（待續）

電影分享：《School of Life》教師活著？教師死了？

好萊塢拍了不少關於教師的電影，這裡介紹一部我在借《唐山大地震》時，無意間看到的《School of Life》（中文翻譯成優良教師爭奪戰）。

劇情方面，我借用peter2020lin's blog的簡介，片中在講述一個傳統教師與創新教師的心路歷程。一年一度的教師評鑑即將到來，為了獲得年度風雲教師，眾人無不使盡全力，秀出自己最好的表現，這時一位年輕老師來到學校任教，他別出新裁的教學方式，激起學生心中的熱情，也為校園帶來一股活力，但要知道， 一個成功人物的背後必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事情。這一位年輕的新老師姓狄他能有這麼成功的成就是因為他的老師鼓勵了他。他從小是一位肺癌患者，一直努力的讓自己活得有價值 當然這是由一位忌妒狄老師的同事所找出的事情。當這位同事知道這件事後才體悟到自己當老師的初衷，而這位同事的爸爸也就是狄老師的老師。

 我對片中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就是主角Mathew的父親臨終前對他說的一句話：”It takes less than death to kill a man"。我是看DVD的，可是DVD的翻譯也不傳神。而我個人的詮釋是：如果一個人沒有生命力，那他已經死了。因此，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以前讀過的一句名句：“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臧克家，1949）。在劇中，這句話主要描寫主角在電影的前半段那種沒有生命力的教學法，無法激發學生對學習的熱誠。的確，成為教師的人，如果沒有生命力，對教學沒有熱誠，甚至連最基本的希望（hope）都沒有，那可比劊子手還要可惡啊。最起碼，劊子手是一次殺一兩個人（而且還是執行法律的命令），而沒有生命力的教師則一次殺一班人啊。教師啊，真的得引以為鑑。也許你會說，教師最多是讓學生覺得學習比較悶，哪有取人性命這麼嚴重啊？可是，有沒有想過，如果學生因為你的教學法悶，甚至無法讓人學習到東西，那他為何需要來學校？積極的學生，也許選擇留在家自學，最終還是可以成功。那，比較被動的呢？大概就遊手好閒，最後落得生命從此永無翻身。這樣，和取他的性命沒有差別啊。



參考文獻：
1. 臧克家（1949）。有的人。北京
2. Peter2020lin（2009）。優良教師爭奪戰-勵志電影。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peter2020lin/15402050

《唐山大地震》觀後感之“自我認同與存在”

應上課要求，去學校圖書館借了《唐山大地震》回來。隔天就找個空檔看了，彌補了好幾年前想看的心願。

 有些人會說，馮小剛拍了煽情又頌共的電影。我自己覺得在當下，流淚之餘，有好多想法泉湧而出，所以盡快記錄下來。

我覺得這部電影先提醒了我，生活中要容許自己沮喪和哭泣。外在價值觀總是提醒我"應該要堅強，意志堅定"。這句話是沒有錯，只是太過死板，沒有選擇的空間。所以，我想把這句話改成”人應該在堅定意志之餘，容許自己沮喪“。否則，只會讓人壓抑內心情感、否定自身感受與人格。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說過，外表的堅強也許是一種“反向”於內心脆弱的防衛機制。當然，這種容許自己沮喪的動作，並不是鼓勵自己逃避面對，而是面對問題時表露情感的一種選擇。

 至於劇情中的一些內容，我也希望透過心理和人格發展的觀點，來給予一些分享。比如小女孩方登在事故後不發一語，到她長大後不願回到唐山去尋找家人的這種表現，應該可以用兩種角度來說明。第一是類似弗洛伊德所說般，對抗焦慮的一種“否認”的防衛機制。這個比較容易理解，即她不願意承認母親在地震到來而面臨兩難抉擇時，選擇弟弟的事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方登也陷入艾力克森（Erik H. Erikson）所說的自我認同危機（self-identify crisis）。當母親在面對兩難抉擇時，她聽到母親最後選擇弟弟時，馬上陷入這種疑惑。這可以從她最後釋懷時說的：”我從第一眼看見方達，我就開始恨自己。他是我弟弟，他能活著，多好啊。媽，對不起～對不起～”
從她的話語中，可以看出方登說她恨弟弟，主要是因為她一直認為為什麼母親不是選擇救她，而是弟弟。是弟弟導致母親選擇放棄她，所以她才會恨弟弟。可是，她又必須壓抑這種恨，因為抉擇的另一邊是他弟弟。這種心理上的矛盾，導致每當她回憶起來，都會頭疼，一直到成長後還是會頭疼。這種頭疼不是生理上的頭疼，而是一種“退化”的防衛機制。慢慢地，演變成她不願意去回憶這一段事實和當時的感覺。

當時母親會選擇弟弟的原因，大概也是社會文化背景驅使（即男性作為傳承家族姓氏等），方登從個體上不能接受這種選擇，這正是杭妮（Karen Horney）所說的社會文化對女性心理造成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歷久深遠的，不論是在東方或西方社會皆為如此。這也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更一步地提出女性存在主義的背景因素。

 後來劇情中的汶川大地震，方登參與了地震救災，就是一種以“昇華”的防衛機制方式來對抗認同焦慮的表現。這種將焦慮的能量轉而以一種社會認可的方式（救災）表現出來，也使方登在當時相對較少心理障礙的情況下，看到另一個母親在面對抉擇時的不舍與內疚，進而同理自己母親當時的心情（甚至是同感，因為之後知道母親也在這種心理障礙下生活了32年）。

從《唐山大地震》，除了看到災難後遺症對人的影響，也再次看到女性心理與女性存在主義的例子，讓我更想要在下學期修習相關的課，希望理學院會在下學期重開相關課程供全校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