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尋求認同說起——《Music Within》（中譯聽不見的音符）

“人生活在『意義』的領域當中，我們在生活中經驗到的，不僅是單純的環境，而是環境對人的重要性......如果有哪一個人想脫離意義的範疇，而使自己生活與單純的環境之中，那麼他一定很不幸——因為他將自己隔絕於他人，他的舉動對他自己或別人都絲毫不起作用，不具任何意義”——Alfred Adler《超越自卑》

“人生活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從大學時就開始想。我一直認為我那多元化的大學生涯，告訴了我應該走的方向。我循著那個方向走了6年。我真的以為我已經找到了真正的方向，而將一直走下去。 我一直以為我的終身職業（或志業）就是教育，我在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馬來西亞華教事業中，努力發揮我那一點點的力量。在這6年當中，我的內心很踏實，心裡有一股對教育的理想，也在和同學的互動中找到滿足感。我以為，我因此找到了意義。

可是在第5年，我發現我面對了瓶頸。我對教育的理想，和我在實際工作中所做的，不斷出現矛盾。這些矛盾，促使我決定停下腳步，放下工作，遠赴異鄉。這幾個月來，雖然課業很忙，總有讀不完的書想讀，但是這段日子的確給我了一段沉澱的空間和時間。

在這段讀書、沉澱、反思的過程中，我發現，意義對我來說，不僅僅是教育而已，還包括我身邊的人。在這之前，我認為我生命的意義建立在教育，甚至自我認定命犯天煞孤星，進而將時間和動力都放在工作上。然而，在這幾個月，我才發現事實不是如此，因為我曾經因為工作上的挫折而低落，而如今也為了身邊的人而低落。我很疑惑，我到底是怎麼了？ 如此下去，我豈不是太矛盾了？

 直到我看了這部電影《Music Within》，才有了一些開釋。我先介紹這部電影，這是一部改編自真人真事，獲獎無數的勵志電影，主要描述理查佩蒙特爾(朗李文斯頓 飾)的身上發生的事。他自越南打戰回來後，失去了聽力，成了傷殘人士。但是他努不懈回到學校，在機緣恰合的情況下，完成學業找回自信，為傷殘人士奔走發聲。

 人看電影，總是在電影中看到自己。我對主角在面對人際關係的挫折那一段，十分有感觸。當時的他，已經是一位著名的講師，協助無數政府和私人機構提供工作機會於傷殘人士。但，他卻在面對長期患有精神病的母親的死亡時，差點選擇輕生。他說”All the shit I dealt with, and the thing that gets me is i can't get some mentally ill woman I barely know she ever love me"（我吃過這麼多苦，最後居然因為無法讓精神病患喜歡我而受不了）

所以，我想意義其實不是建立在任何實質的東西上，而是尋求認同。尋求認同，包括從工作上或他人身上尋求認同。其實，工作狂也是從他人身上尋求認同，因為他的工作為某些人帶來改變，間接地他獲得了那些人的認同。對於認同（identity），不少心理學家都曾經對此做出深刻的描述，如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阿爾伯特（Gordon Allport）、馬斯洛（Abraham Maslow）、羅傑斯（Carl Rogers）。如今，我深深感受到“認同”對一個人的影響和其重要性。

（待續）

電影分享：《School of Life》教師活著？教師死了？

好萊塢拍了不少關於教師的電影，這裡介紹一部我在借《唐山大地震》時，無意間看到的《School of Life》（中文翻譯成優良教師爭奪戰）。

劇情方面，我借用peter2020lin's blog的簡介，片中在講述一個傳統教師與創新教師的心路歷程。一年一度的教師評鑑即將到來，為了獲得年度風雲教師，眾人無不使盡全力，秀出自己最好的表現，這時一位年輕老師來到學校任教，他別出新裁的教學方式，激起學生心中的熱情，也為校園帶來一股活力，但要知道， 一個成功人物的背後必定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事情。這一位年輕的新老師姓狄他能有這麼成功的成就是因為他的老師鼓勵了他。他從小是一位肺癌患者，一直努力的讓自己活得有價值 當然這是由一位忌妒狄老師的同事所找出的事情。當這位同事知道這件事後才體悟到自己當老師的初衷，而這位同事的爸爸也就是狄老師的老師。

 我對片中的一句話印象深刻，就是主角Mathew的父親臨終前對他說的一句話：”It takes less than death to kill a man"。我是看DVD的，可是DVD的翻譯也不傳神。而我個人的詮釋是：如果一個人沒有生命力，那他已經死了。因此，這句話，也讓我想到以前讀過的一句名句：“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臧克家，1949）。在劇中，這句話主要描寫主角在電影的前半段那種沒有生命力的教學法，無法激發學生對學習的熱誠。的確，成為教師的人，如果沒有生命力，對教學沒有熱誠，甚至連最基本的希望（hope）都沒有，那可比劊子手還要可惡啊。最起碼，劊子手是一次殺一兩個人（而且還是執行法律的命令），而沒有生命力的教師則一次殺一班人啊。教師啊，真的得引以為鑑。也許你會說，教師最多是讓學生覺得學習比較悶，哪有取人性命這麼嚴重啊？可是，有沒有想過，如果學生因為你的教學法悶，甚至無法讓人學習到東西，那他為何需要來學校？積極的學生，也許選擇留在家自學，最終還是可以成功。那，比較被動的呢？大概就遊手好閒，最後落得生命從此永無翻身。這樣，和取他的性命沒有差別啊。



參考文獻：
1. 臧克家（1949）。有的人。北京
2. Peter2020lin（2009）。優良教師爭奪戰-勵志電影。取自http://www.wretch.cc/blog/peter2020lin/15402050

《唐山大地震》觀後感之“自我認同與存在”

應上課要求，去學校圖書館借了《唐山大地震》回來。隔天就找個空檔看了，彌補了好幾年前想看的心願。

 有些人會說，馮小剛拍了煽情又頌共的電影。我自己覺得在當下，流淚之餘，有好多想法泉湧而出，所以盡快記錄下來。

我覺得這部電影先提醒了我，生活中要容許自己沮喪和哭泣。外在價值觀總是提醒我"應該要堅強，意志堅定"。這句話是沒有錯，只是太過死板，沒有選擇的空間。所以，我想把這句話改成”人應該在堅定意志之餘，容許自己沮喪“。否則，只會讓人壓抑內心情感、否定自身感受與人格。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說過，外表的堅強也許是一種“反向”於內心脆弱的防衛機制。當然，這種容許自己沮喪的動作，並不是鼓勵自己逃避面對，而是面對問題時表露情感的一種選擇。

 至於劇情中的一些內容，我也希望透過心理和人格發展的觀點，來給予一些分享。比如小女孩方登在事故後不發一語，到她長大後不願回到唐山去尋找家人的這種表現，應該可以用兩種角度來說明。第一是類似弗洛伊德所說般，對抗焦慮的一種“否認”的防衛機制。這個比較容易理解，即她不願意承認母親在地震到來而面臨兩難抉擇時，選擇弟弟的事實。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方登也陷入艾力克森（Erik H. Erikson）所說的自我認同危機（self-identify crisis）。當母親在面對兩難抉擇時，她聽到母親最後選擇弟弟時，馬上陷入這種疑惑。這可以從她最後釋懷時說的：”我從第一眼看見方達，我就開始恨自己。他是我弟弟，他能活著，多好啊。媽，對不起～對不起～”
從她的話語中，可以看出方登說她恨弟弟，主要是因為她一直認為為什麼母親不是選擇救她，而是弟弟。是弟弟導致母親選擇放棄她，所以她才會恨弟弟。可是，她又必須壓抑這種恨，因為抉擇的另一邊是他弟弟。這種心理上的矛盾，導致每當她回憶起來，都會頭疼，一直到成長後還是會頭疼。這種頭疼不是生理上的頭疼，而是一種“退化”的防衛機制。慢慢地，演變成她不願意去回憶這一段事實和當時的感覺。

當時母親會選擇弟弟的原因，大概也是社會文化背景驅使（即男性作為傳承家族姓氏等），方登從個體上不能接受這種選擇，這正是杭妮（Karen Horney）所說的社會文化對女性心理造成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歷久深遠的，不論是在東方或西方社會皆為如此。這也是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更一步地提出女性存在主義的背景因素。

 後來劇情中的汶川大地震，方登參與了地震救災，就是一種以“昇華”的防衛機制方式來對抗認同焦慮的表現。這種將焦慮的能量轉而以一種社會認可的方式（救災）表現出來，也使方登在當時相對較少心理障礙的情況下，看到另一個母親在面對抉擇時的不舍與內疚，進而同理自己母親當時的心情（甚至是同感，因為之後知道母親也在這種心理障礙下生活了32年）。

從《唐山大地震》，除了看到災難後遺症對人的影響，也再次看到女性心理與女性存在主義的例子，讓我更想要在下學期修習相關的課，希望理學院會在下學期重開相關課程供全校選修。